中国发展的有多快?

1896年,莫斯科大教堂,沙皇加冕,轮奏各国国歌。

大清没有国歌,李鸿章尴尬起身,唱了首家乡庐剧。

那年他已74岁,辞别俄国后,他出使欧美,坠入一场由巨轮、火车、摩天大楼组成的幻梦。

幻梦如噩梦。穿着黄马甲的李大人,迷茫地坐在伦敦街头,如同错过班车的弃童。

十九世纪仓促收尾,二十世纪潮声如雷,蒸汽巨兽正发出粗野喘息,可东方的中国却像被埋入时间的灰烬。

李鸿章已预知这一点,三十年前,他上奏折,称东西方相遇乃“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”。

那时的东方与西方,还隔着苍茫的怒海。咆哮海波下,是科技的鸿沟和文化的对流。

海浪呼啸了大半个世纪,海两边的人对彼此都分外陌生。

1978年夏天,还叫北京电视台的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。

转播没有官方授权,借用国际卫星信号。

解说员宋世雄带着5个人,在香港酒店一房间内,转播了季军赛和决赛。

两场转播只覆盖了国内少量城市。

当时,中国家庭电视拥有率只有13.8%。在农村,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到一台电视。

尽管如此,海这边的人们终于看到一线别样世界。

球场上飞扬的纸片,阿根廷球员飘逸的长发,异域的鼓点和山呼海啸的呐喊声。

后来《人民日报》读书版的主编袁晞,在大院里和邻居一起看了这两场比赛。

北京正盛夏,电视上队员进场时却穿着厚棉袄。父亲告诉他,阿根廷在南半球,那里是冬天。

同年恢复高考,袁晞是考生之一。

地理试卷最后一道大题是:北京夏至时,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?

袁晞答对这道15分的大题,而大多数考生,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名字都读不顺。

那年六月,为引进外资,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。代表团20余人,只有两人出过国。

出发前,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培训,司长提醒:欧洲到处玻璃门,小心碰头。

到了欧洲,代表团成员出入分外谨慎。结果,礼宾司司长紧张照顾别人,自己却在酒店玻璃门上撞碎眼镜。

他们在酒店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,有人怕凉,同伴询问:可以加热一下嘛?

更大震撼来自科技和管理上的差距。

在西德,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,只用2000工人,而中国需要16万工人;法国戴高乐机场,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,而北京机场,半小时一架,员工手忙脚乱。

代表团归来后,在人民大会堂做汇报,从下午3点30分,讲到晚上11点15分,讲了7个多小时,听者无不动容。

代表团直言:我们大体上落后二十年,一定要迎头赶上,改变这种落后状况。

同年12月26日,一个雪夜,52名中国留学人员启程前往美国,重启隔绝近30年的学术交流。

他们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,带着褐色手提包,顺序登机。

50多人,身上总计只有50美元,装在领队兜里。

在巴黎转机时,这群黑衣人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分外醒目。

有留学生望着机场商店发呆,最终拿起一些彩色小广告,请空姐带回国寄给家人。

巨大玻璃窗外,他们所乘飞机沉默停在航站楼前。它刚刚掠过了那片海。

首批52名留学人员归国后,有17人成为院士。

他们出发的第二年,中国派出3000名留学生奔赴世界各地,其中1500人前往美国。

不久后,国务院放宽了出国留学条件,自费留学兴起。

出版社推出了《英语900句》,央视推出了“FOLLOW ME”(跟我学)”,上海成了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,听外语的收音机成紧俏商品。

俞敏洪回忆,80年代,身边许多同学突然音信断绝,收到明信片,才知道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
1985年底,出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3.8万人。其中许多人,成为中国未来科技精英和商界支柱。

纽约曼哈顿地下室内,一度住满来自中国的文艺工作者,陈凯歌、陈逸飞、顾长卫等人,都曾蜗居于此。

他们观察着西方,而许多西方人同样好奇地望向中国。

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感叹:

从1950年到1971年,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,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,旅途也更为安全、省钱。

当时,中国往返欧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;在北京,只有北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一家为涉外酒店。

1985年前,外国人在北京活动范围,仅限于以天安门为中心方圆40华里范围,被称为“40里圈”。

外国人走在圈内,常被行人包围移动。国人从不搭讪,只是默默围观。

流传下的新闻照片中,西方女游客在故宫游玩,走廊上站满了看她的中国游客。

1985年,中国对外国人开放244个地区,40里圈不复存在。

小学生守则专门加入一条:在街上看到外国友人,不围观,不干扰,不尾随,热情大方,不卑不亢。

海两边的世界开始交错。

加拿大人大山登上了春晚;萨马兰奇成为中国的老朋友;德国人施拉普纳顶着稀疏的头发,空降国足,球迷喊他施大爷。

第一批德国彪马T恤走红北京,耐克运动短裤拥有了中国粉丝,花花公子皮包和鳄鱼皮鞋是时代标配。中国小朋友很快看上了《猫和老鼠》。

1994年,中国电影院放映了哈里森福特的《亡命天涯》。

有影迷追忆,那天从影院出来,有种迷醉的眩晕,忽然感觉世界就不一样了。

同一年,为筹备Windows 95上市,比尔盖茨以休假名义来到中国。

在中科院演讲时,他发现许多年轻人买黄牛票,趴窗户也要听他讲话,热情四射。

他敏锐地预感到浪潮。四年后,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。

1999年国庆,中国人名片上开始印e-mail地址,街上有年轻人穿印“.com”T恤。

那片海越缩越小。

当年,国际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报告。

中国人中,62%见过外国人,72%知道世界杯,44%知道芝加哥公牛,39%听说过迈克尔·乔丹;51%想出国看看。

盖洛普CEO说:“中国人正主动了解世界。”

1999年,《财富》论坛第一次在上海举办,主题为“中国:未来的五十年。”

《财富》编辑,用一句话做总结陈词。

“欲独霸世界,先逐鹿中国。”

1996年,美国人彼得·海斯勒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,取了中文名叫何伟。

小城只有一部电梯和一座夜总会,有五十多年没出现过外国人。

何伟在书中写下海两边人的奇妙感觉:互相怀有好奇、迷恋和恐惧。

2000年,何伟担任《纽约客》首任驻京记者时,中国开放度已迥然不同,当年外国人入境量达到1016万人次。

不再有人当街围观外国游客,写字楼内常能听见英语会议,几年后,《越狱》引发了美剧浪潮。

海两边的世界,慢慢交错重叠,已无从分割。

2005年,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做实验,尝试一年内全家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。

她们告别了10美元的中国网球鞋,转买60美元意大利球鞋;家具坏了不能修理,因替换配件来自中国,修理工具也不例外。

丈夫过生日,她开车跑6家杂货店都没买到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,最后只能用厨房旧蜡顶替。

一年后,萨拉把经历写成书,讲述生活疲惫,“我今后10年都不敢这么玩儿了”。

2007年,乔布斯突提需求,用不怕钥匙划的玻璃,制作第一代iPhone屏幕。

当时离iPhone上架只有数周,地球这端的某个午夜,新屏幕被紧急送至中国工厂。

工头叫醒宿舍8000名工人,30分钟后,新流水线启动,96小时后,该工厂能以日产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。

四年后,奥巴马在加州与硅谷大佬们共进晚餐,每位客人都能向总统提一个问题。

轮到乔布斯时,奥巴马反而问了一个问题:怎样才能在在美国生产iPhone?

乔布斯回答:这些工作是不会回来的。

美国的芯片、韩国的屏幕、日本的传感器……200多家世界各地供应商的零件,最后汇聚到中国,iPhone上汇聚着海两边的气息。

那片海风雨无常,但人们已明白,渡海的故事不应中断。

2019年,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说:

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,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、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。在工业时代,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一台完整的纺织机、一辆完整的火车、一艘完整的轮船,而信息社会,相互依存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更快进步。

75岁的任正非说,只有更加开放,才有更加繁荣。

当年,李鸿章访英时,到访英国海底电缆公司。公司赠送两条一尺长大洋电缆线留念。

发报人员现场将68字电报,发送给海那边的上海轮船招商局。

25分钟后,盛宣怀回电传来。

海两边的世界轻轻相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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